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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草莓的影评系列          文/野草莓                         
 

《拳击手的眼泪》

维斯康蒂1961年的电影《洛克和他的兄弟们》（Rocco ei suoi Fratelli）真好，让人想起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电影里，为求生计，乡下大妈带着五个儿子在米兰艰难度日。从田园入城市，这好像一场失乐园呢。米兰这座城市成了“人间”的象征，洛克和他的兄弟们挣扎于这人世间，各有各的辛苦和沉沦。扮演老三洛克的是年轻的阿兰·德隆（Alan Delon），而片中的老二西蒙由意大利明星雷纳多·萨尔瓦托里(Renato Salvatori)出演――这就是所谓的偶像剧阵容吧。
西蒙是被宠坏的小孩，有点好逸恶劳，有点小奸小坏，但到底还是个可怜的苦孩子。他去做拳击手，起初还挣点钱，可是吃不了苦，终于荒废了。教练又气又急，转而栽培勤恳老实的洛克。洛克不想学拳击，可为了生计，只好硬着头皮坚持。西蒙做拳击手时爱上了妓女（Annie Giradot），还偷东西讨好她。妓女也是老实人，不仅不收偷来的东西，而且从此疏远了西蒙。两年后，洛克参军归来，顶替哥哥西蒙做拳击手，还和原先的妓女相爱了。西蒙妒火中烧，聚众殴打洛克，还当着洛克的面强奸那女人。为了哥哥和家人，洛克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女人，继续埋头苦练拳击。被洛克抛弃的女人又回到西蒙身边，两人过着彼此仇恨又依赖的颓丧生活。就在洛克终于当上拳击冠军时，绝望的西蒙捅死了女人回到家中，欢庆的酒宴霎那间变成家人痛骂哭嚎的地狱。洛克抱着西蒙嚎啕大哭，而老四齐洛（Max Cartier）――家中最清醒（或许该说，最被城市/人世的规则所腐蚀）的孩子――不顾妈妈的耳光和叱责，冲出门去，向警察告发。
这个故事里，西蒙叫人心疼，洛克让人怜惜，就连戏份不多的齐洛都个性鲜明。片子结尾，齐洛向最小的弟弟提起两个哥哥，说：“洛克向往的田园家乡，我们再也回不去了，他像圣徒一样善待西蒙，却只是毁了他。”齐洛是这些孩子里最聪明的一个吧，西蒙和洛克尽管命运不同，却都活得混沌，不像齐洛，跟在哥哥们身后冷眼旁观，看着看着，就什么都看透了。而我看着这个电影，看着看着，觉得自己有点像齐洛。不过，齐洛聪明得太世故，所以不够敏感。洛克第一次赢了比赛时，出人意料地坐在赛场外的台阶上哭，齐洛跟在他身边，大惑不解。洛克边哭边解释：“我心里积了好多恨，却哪里都不能发泄，只好拼命打拳――这多丑恶！这多丑恶！”我一听，哗啦一下就跟着哭起来了。
我心里也积着好多事，因为想要守住一些准则，总是尽量地承受，尽量地忍让，说穿了，也许只是因为这个人世太丑恶，而我不想陷入这丑恶，所以只能转过身去，像洛克打拳那样找件事情拼命地做。像洛克打拳那样，我拼命地读书，拼命地写作。可是，假设有一天，我终于像洛克一样胜出，那时唯一所能做的，好像也不过是坐在场外的台阶上痛哭：这多丑恶！这多丑恶！为了逃避这个世界的丑恶，我只能寻找一项所谓的事业去“正大光明”地击倒别人。洛克最终当上冠军的时候，西蒙杀死了被他抛弃的女人，也毁了自己――这就是“正大光明”的胜利的背面！这就是拳击手的眼泪里映出的无法摆脱的命运！
小时候的我，是几乎从不掉眼泪的小孩，被人用“吃痛”的说法所形容，真是形象，把痛硬生生吃下去，当然就没什么好哭的。“吃痛”的特征，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变了。可是，小时候其实没什么痛可吃；但现在，慢慢地吃到了痛，吃多了痛，忍住眼泪就不再是件轻易的事。当负担、承受、和忍耐终于成为本性，唯一不能忍受的竟是在人前、为自己落泪。于是，像洛克打拳那样，我找到了书，我为书中别人的疼痛大哭，这也许是同情，也许是自怜，也许，自怜才是同情的本质。不过，亚里士多德在谈悲剧时说，当我们体验着他人的受难时，同情能带我们跳出一己之私――这就是评论人和拳击手的不同吧。拳击手不得不击倒他人，而评论人，为那些倒下的人哭。然而，谁又能说这样的哭，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击倒”，如果所谓的“哭”，不过是一场知识和智力的角斗，不过是一种妄图逃避丑恶的丑恶？

《否定神学》

科斯塔－加甫拉斯（Costa-Gavras）是在法国发展的希腊导演，曾经想去美国，但因为家里有左派背景，被拒。他喜欢拍政治体裁的惊险片，2002年的《阿门》（Amen）尤其惊险，看得我端来小板凳坐在电视机前，眼睛都不敢眨，生怕错过任何细节。
故事大致是这样的：纳粹军官格厄施坦（Kurt Gerstein，Ulrich Tukur扮演）是除虫剂专家，他却发现，自己发明的毒剂被用于屠杀犹太人。格厄施坦受到良心谴责，决心不惜以“叛国”为代价而向全世界公布这一丑闻。身为基督徒的他找到了天主教会，希望教皇能够出面说话。然而，顾及自身利益，梵蒂冈对他的“小报告”置若罔闻，只有年轻神父里卡多（Riccardo，Mathieu Kassovitz扮演）和他站到一起，他们以微薄的个人力量在纳粹和教会两大势力间周旋。经历了一次次的失望，绝望的里卡多在教皇面前戴上犹太人的“大卫之星”标志，毅然“叛教”，并和犹太人一同登上去集中营的闷罐列车。格厄施坦铤而走险，伪造希姆莱的信件，想救走里卡多，却被同僚科尔玛博士（Robert Kolmaar， Ulrich Mühe扮演）看穿，以失败告终。最后，里卡多死在营中；而格厄施坦在狱中自杀，未遂；集中营事件，仍要等到战后才得以公布于众。
格厄施坦是历史人物，他的指证在战后揭露了纳粹的种族灭绝罪行（因为纳粹的严密封锁，集中营外的欧洲，对集中营一无所知）。然而，格厄施坦不是英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他的英雄行为，其实源于他的道德崇高感――这只是一种傲慢而已。目睹毒气室里的惨状后，格厄施坦这样说：“我们可以歧视犹太人，但无权残杀生命。”他还说：“在那座地狱里，我就是上帝之眼。”然而，他的崇高和傲慢到底源自他对德国的忠诚，虽然做出了秘密前往梵蒂冈的“叛国”之举，他仍然再三强调，自己不会离开祖国。格厄施坦是忠诚的，但祖国所需要的无条件无道德的忠诚，有悖于这种忠诚所引发的道德崇高感。于是，格厄施坦陷入了左右为难的苦境。格厄施坦身边有两个重要人物，一边是善的化身，神父里卡多，另一边是恶的代表，纳粹博士科尔玛。某种意义上，格厄施坦就是里卡多和科尔玛的合体：正如里卡多毅然叛教，格厄施坦也背叛了自己的国家，也在为犹太人奔走；然而，他不可能像神父那样与犹太人一同赴死，因为，他也是科尔玛，他从不曾离开自己的纳粹岗位。科尔玛代表着纯粹的恶，他毫无道德意识，以焚尸的烈焰为帝国之光。但格厄施坦到底不是科尔玛，因为他身上里卡多的影子，所以，他注定要和里卡多一同被扼杀。
里卡多是虚构人物，也就是所谓的善良化身。也许因为太善良，太完美，他只可能是虚构的。这样说，一来是因为和格厄施坦的尴尬和复杂比，里卡多的形象多少有些苍白；二来，也是因为天主教会和犹太人向来是对头，考虑到这样的历史现实，冲破偏见的里卡多就更显得完美而虚幻。当里卡多跪在教皇面前请其为犹太人祈祷时，已经有闹剧的苗头；而当天主教神父和犹太人一起出现在集中营时，纳粹的诧异表情简直就是黑色幽默了。其实，最早期的毒气室被用来“清洗”德国本土的弱智儿童和其他老弱病残，当时，德国教会本着“人权”，气势汹汹地出面指责，使得纳粹不得不停手。然而，当毒气室里被灭绝的是教会的对头犹太人时，他们沉默了。里卡多在梵蒂冈频繁奔走，却只见主教们和美国大使坐成一圈吃螃蟹大餐。里卡多大声疾呼：“你们就大吃大喝吧，每天都有几千犹太人死去！”美国人先是说：“几千？太吓人了，还是几百比较现实吧！”后来又反击：“我儿子正在为自由而战，你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科斯塔－加甫拉斯看美国果然不太顺眼）而教会高层的反应更是让人绝倒：“希特勒不好惹啊，万一闹僵了，我们梵蒂冈就什么都保不住了！”
不过，教会的智慧还是值得钦佩的，什么都保不住的，其实是挡车的那两条螳臂――里卡多和格厄施坦。电影的真正结局其实不是两位主角的一败涂地，而是教会和纳粹的双重胜利。电影最后向我们展现了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梵蒂冈一角，某主教和科尔玛博士正满脸微笑地谈论着送后者去南美避风头的事宜。如果说整部片子都忙于谴责教会的“沉默”，那么，最后的镜头告诉我们：教会还是“做事”的，而且，做的是谁都想不到的事――这样的真相，真像是在含恨死去的主角身上再狠狠踩上一脚。
前些天刚看了阿尔莫多瓦(Pedro Almodovar)的《不良教育》（La Mala Educasión），看到他拿天主教会的性丑闻开涮，高兴得不得了。片子里的神父要不色迷迷、要不泪汪汪地盯着小男生，好笑之极。不过，阿尔莫多瓦的猛料和科斯塔－加甫拉斯比起来，简直是挠痒痒。“恶毒攻击”教会只是科斯塔－加甫拉斯的爱好之一，他更大的爱好，是叫人迷惑于黑白不明的道德灰域。《阿门》其实和《辛德勒名单》也有点相似，不过，就像它能够抢走《不良教育》的风头一样，《辛德勒名单》也被它挤得无地自容。斯皮尔博格固然有他的聪明，却直来直去一根筋，善恶和爱憎分明得很――这其实不是头脑简单，就像美国大使那句“为自由而战”一样。要知道，意识形态的特征之一是：简单就是力量！
所以，《阿门》绝对是无力的，它的绝望，就是格厄施坦的绝望。里卡多与犹太人共同受难的死还有些英雄气概，格厄施坦的自杀（还有未遂）却实在是一片漆黑，与片末的明媚春光互相一衬托，更是让人毛骨悚然。

《索拉里思》：伤口撒盐

邻居过来吃饭，抱来一箱啤酒，竟然没喝完，于是第二天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一口一口地灌，一边看DVD，俄国人拍的《索拉里思》（Solaris），一阵阵地不能呼吸，当镜头推向照片上的女人，她灰暗而逼视的眼睛，悲伤像钉入骨髓的铁，怎么也不能消融，甚至，像是扎了根，悄无声息地四下蔓延，从身体的最深处往外撒网。我是惯于嘲弄眼泪的人，但那时，我只能嘲弄自己，嘲弄那些承载着不能承载的重量的水和盐，它们洗刷，它们把溺水者推上岸，哀悼并抹煞挣扎、以及生命本身，它们强大，甚至可以悲悯，像死亡。
我应该也足够强大，我懂得克制，遵循诫条，极其偶然地饮酒，并且收好瓶子，等待回收。然后，回来坐下，把电影看完。索拉力思是一个被巨大海洋覆盖的星球的名字，人们在它的上空建立了空间站，主角是心理学家，来调查空间站成员的异常举动，却发现十年前自杀的妻子出现在那里。原来，索拉力思是个能够把记忆和悔痛物质化的神秘所在。然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不会改变，无论我们如何竭力挽回，、或者补偿，或者仅仅是咬着牙一次次经历，、或者――甚至有这样一种可能，我们甚至能够偶尔地勇敢，偶尔地不顾一切，偶尔地接受神的审判而承担起比什么都更为沉重的良心。然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不会改变，而那终将发生的，仍然终将发生。但矛盾和考验总有终结，最终，妻子的“亡灵”选择了消亡，主角与过去和解了，他离开空间站回到地球，镜头拉远，地球竟只是索拉里思海中的一座孤岛。
没读过斯坦尼斯罗·莱穆的原著，但听说他对塔可夫斯基的版本不甚满意，所以叫斯迪文·索德波又拍了一遍，新版里还有乔治·克鲁尼，我的邻居看过，很是斩钉截铁地说主角最后没有离开空间站。我和他争，说叫做“索拉里思”的星球是神，而空间站象征着某种直面神并审视人的纯粹处境。因为无力负担“纯粹”的压力，主角最后只能离开空间站回到地球（我们的日常生活），但他无法摆脱被神考验、承担自己良心的处境，虽然他可以拒绝面对这种非现实的真实，以“离开”的形式。
物理意义上的距离是我们存活的方式，也许，是唯一的方式。所以，人和神之间必须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不是罪与缺失的问题，只是为了存活。然而，《索拉里思》竟是一个关于良心和审判的故事，它无视于那条鸿沟，这让我惊惧而不能呼吸：那个死了十年的女人，她被索拉里思逆着时间、逆着物质的法则强行重塑，只能负担，只能承受，只能忍耐，只能赤裸裸地用肉去撞那扇隔绝人和人的门，只能借助零下196度的严寒来暂时对抗那不断复生的肉，为了扼杀那些负担，那些承受，那些忍耐。黑暗过去，她总是默默出现在椅子上，穿着枯叶或者泥土一般颜色的长裙，解下披肩，看着我，简洁而宁静得像一张照片，像事件退潮后的一张染着痕迹的纸，她看着我从沙发的这一头退到那一头，退到房间的角落，退到无处可退而闭上眼睛。我没有能力面对她，因为，我没有强大到可以面对自己的良心，虽然，我已经足够强大，像那尊盛满液氧的容器，但她打破我，喝下我们应该可以赖以生存的氧气，冻结她自己，然后，抽搐着重生，再次负担，再次承受，再次忍耐――对创造她和我们的索拉里思，或者神，我想我只能怨恨。这样的审判，谁也无权强加于任何人，虽然，我们勉力为之的生，原本就是这样一场审判，无论我们是否拒绝，是否离开。
塔可夫斯基不喜欢库布里克的《太空漫游》，认为那没有人性，我却只能说，他因此而选择的莱穆的故事， 却是撒在伤口上的一把盐，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没有人性，或者，最为人性。请原谅我不能完整地叙述故事，更不能讲清楚任何道理。看完电影后，我整理沙发上的毯子，把酒瓶整齐地放在垃圾桶边，然后，刷牙、洗脸，睡觉。尽量地，竭力地，我什么都不说。伤口已经撕开，盐已经撒了，除了负担、承受、和忍耐，我还能做什么？

amazing ：洛克和齐洛很像研和瞬呢……Ken忍受不了脏东西的热烘烘，带着耳机在自己世界里听到死，瞬聪明得一塌糊涂，让人想踢上几脚
其实我羡慕洛克的眼泪——多丑恶，多丑恶，觉察到丑恶本身就需要强大的力量，强制着让自己清醒，逼迫着自己不妥协。最可怕的还是连丑恶也看不到了，只有一片粪便的鸟语花香
很想说草莓不哭不哭，可是没有了那些通透的眼泪，大概也就不是草莓了罢
只能祝愿草莓变得足够强大，强大到能够用眼泪去蔑视那一切

PS:以前看过《第九日》，德国拍的，简直是Amen的镜像，什么都是倒过来的
纳粹把神父从集中营拉出来，神父和教廷纠缠一番后又跑回去了，小强般活到战争结束……记得那个集中营里处刑居然是把人挂在十字架上吊死，还戴着荆棘花冠，FT~~

wallflower ：Amen……记得是大一时候整个宿舍的女生一起看的，碟则是我买的，因为那一年我喜欢演Riccardo的Mathieu Kassovitz……电影结尾面对着一屏幕的鸟语花香，大家都热泪盈眶的握手发誓将来一定要去梵蒂冈旅游。
导演看见我们这样漠不关心，一定很想吐血，至少也会觉得他对人心黑暗的揭露还是远远不够……不过后来有人说，这部片子其实是在布加勒斯特附近拍摄的，因为梵蒂冈不肯给摄制组放行。
影片好像是由一部引起过很大反响的德国话剧改编的……Riccardo这样的角色会被虚构出来，也是不可避免的：道德上纯洁的人在发现自己对别人的苦难无能为力之后，为了得到安宁，最后绝望的一步就是去分享这苦难了。
果然二战还是更为广泛和永恒的话题……现在想想，Amen比Costa-Gavras的成名作Z看过以后回忆起来仿佛还要更痛切些，也许是因为正剧的色彩更浓重，闹剧的因素退到中景了。然而，很怀念Z那种六十年代末的闷热气氛，好像某个闷热的下午到房东的厨房里四处搜寻一杯冰水，看到表面泛黄了的冰箱上用磁铁压着上个礼拜的剪报和留言，不知道谁在出门以前忘了关收音机，正在发言的政客仿佛打算以把大家的头脑都说昏的方式来逃避向他提出的问题，远处路面上某辆汽车猛地一声刹住了，楼下幼儿园的院子里孩子们尖叫喧嚷着，可是那杯急需的冰水还是没有找到。

《修罗雪姬》

我读武侠小说长大，也曾喜欢《浪客剑心》之类的武士漫画，所以，对塔伦迪诺《杀死比尔》那样血淋淋的电影不乏好感。听说《杀死比尔》向很多武侠名作致敬，藤田敏八（Fujita Toshiya）73年自小池一夫和上村一夫的漫画改编而来的《修罗雪姬》就是其中之一。我特意去看《修罗雪姬》，结果吓了一跳。两部片子都是美女报仇一路杀到底的故事，要说血腥和漂亮，《杀死比尔》倒也不差；但万万没想到的是：《修罗雪姬》竟是部很有革命觉悟的电影。我本来打算看完热闹洗洗睡觉，谁知女主角雪子在剧终（也是她本人临死）时一头栽倒在雪地里，先是沉默了一会（柔美的歌声响起），然后歌声消逝，脸埋在雪里的雪子发出一声被压抑的哀嚎。哀嚎声中，“剧终”的字样终于出现――害得我一个冷战，那晚都没睡好。
雪子的那声哀嚎，分明就是被侮辱被践踏被牺牲的老百姓的惨叫。
《杀死比尔》里的血腥是招贴画式的，被剧组收拾得分外光鲜漂亮，一方面是为了挣钱，另一方面，可不就是为了遮蔽现实中的暴力？塔伦迪诺的故事虽然编得周全，用苏州话说，却到底是“悬空八只脚”的东西，空空落落，不知所云。娱乐倒是娱乐的，可在我这种喜欢自讨苦吃的读书人看来，实在是没什么味道。
《修罗雪姬》就不一样，女主角虽然报的也是家仇，可她的仇人背后竟然有警察（国家机构）甚至和政府过从甚密的跨国军火走私集团（所谓的“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而她所属于的那个阶层，却只有犯人、妓女、窃贼、和落魄武士。有趣的是，爱上雪子并帮助她实施复仇计划的那个男人，是一名记者，他一个人张罗着一份叫做“平民新报”的报纸。而这个男人竟是雪子仇人之一的儿子，他为追求自由而脱离了富豪/走私犯家庭，甚至为了雪子以及她所代表的“平民”而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样的情节设定，其实暗示着漫画作者以及电影导演对“文人”（也就是他们自己）所做的社会定位：正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文化不得不承认自己依附于特权阶级（记者与窃国者的父子关系）；然而，文化却宁可持一种叛离态度（记者离家出走，爱上寻仇的女杀手），并且充分意识到并运用自己的话语权力（记者在“平民新报”上连载“雪子复仇”的小说，为雪子引出仍然潜伏的仇人）。正如片中的记者懂得话语实践的威力，藤田敏八又何尝放过话语实践的机会，当雪子在盛大的化妆舞会上终于诛杀最后一个仇人（记者的父亲），那人掉下包厢时顺手扯下了包厢外悬挂的日本国旗，而镜头中，和日本国旗巍然并列的，是一面美国国旗。士兵牺牲后，国旗裹身是莫大荣誉，而残害雪子家人的仇人，竟然也得到了国旗裹身的“嘉奖”。听说藤田敏八有韩国移民背景，我便怀疑，莫非“国旗裹贼”的场景是对国家利益的谴责？而美国国旗的出场，则把这谴责指向了贼后之贼？
我们常说“一将功成万骨枯”，那么这一个个庞大帝国的兴起，不知到底踩着多少本土乃至海外的枯骨。复仇者雪子被叫做“修罗雪姬”、“阴间使者”，这固然在夸耀她的惊人武功和残忍，更是暗合着她的身份――她不就是那些被国家利益和特权阶层榨干血肉的枯骨吗？！看片时，我先是嘲笑主演那扑克牌似的愤怒表情，随后，渐渐理解甚至分享了她的愤怒，那不是一个人、一家人的愤怒，而是一代人，甚至世世代代人的愤怒和无奈啊。
藤田敏八拍这样一部政治性强烈的片子，其实还是不乏危险――危险就在于，“雪子复仇记”一旦把握不好，很可能沦落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意淫和逃避现实。《杀死比尔》只玩暴力美学，不谈国事家事；《修罗雪姬》气势汹汹地为天下枯骨出头，却差点成了一口不切实际的恶气。好在藤田敏八为雪子安排了足够悲惨的结局，她先是在诛杀仇人时被手枪击中（武功敌不过火器！传统挡不住现代！），又被向她寻仇的仇人之女刺了一刀（雪子杀死的第一个仇人早已沦落成穷苦的酒鬼，靠女儿卖身度日。所以，复仇的牺牲者不仅是强权者，也有和雪子一样挣扎于底层的穷苦人。而且，暴力终究会种下新的仇恨），终于一头栽倒在雪地里。如果说雪子的武功和残杀是穷苦“枯骨”的意淫，那么，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还是回到了现实：雪子在雪地里默默地流血而死，她（也是我们）唯一力所能及的抗争，也许就只是那声撕心裂肺的哀嚎了吧！


《缺席者》

每次想到41年11月7日的红场阅兵，我都要难受一下――或者，说得高调一点――激动一下。今天看完车凯泽的《士兵之父》，忽然鬼使神差地翻到bonus features，发现RUSCICO（Russian Cinema Council Collection）竟然附了红场阅兵的记录片（难怪它们的DVD被评为五星级），于是我就蜷在沙发上看步兵开过去，工人师开过去，骑兵开过去，火炮开过去，坦克开过去――顶着暴风雪，直接上战场。解说词说因为天气不好，三百架飞机不能起飞，所以空中少了点豪迈气象。不过，飞机虽然不在，但暴风雪在――俄国人跟德国人拼飞机想必没有太大优势，但风雪和严寒却实在是老天给前者祭起的、最厉害的一样法宝。然而，我始终都这样想，无论天时如何、战略如何、甚至道义如何，仗始终都是人打的。最凶恶的是人，最脆弱的也是人；最卑劣的是人，最良善的也是人；更有甚者，这些看似水火不容的两极，其实哪有那么清楚的界限。所以，我想，我不成态度的态度应该是：一边破罐子破摔地绝望到底，一边却又从这个底线重新开始，坚持微不足道的一点善良和期待，并且，为此付出不仅仅是“愚蠢”的代价，而是“受难”的代价。也许，就像是那些为某个“虚妄”（这种说法在我看来，多少是有点可耻的）的祖国而战、从某场仪式直接开赴生死边界，并且一去不复返的士兵。那么多张脸，留在镜头里、闪烁在屏幕上的那些脸，它们是如此轻易地被抹杀，却又永远拒绝被摧毁。在芥川奖的一篇小说（《硫磺岛》）里，我读到了为忏悔战争而自杀的士兵的哭喊：你每杀死一个人，就是杀死了他/她身上的全人类啊！
当然，参与杀戮的，仍然是全人类。

据说RUSCICO打算发行120部DVD，大多都是苏联的经典影片，让我很是向往。在“战争”这个类别里，除了《士兵之父》，还有《雁南飞》、《士兵之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等老片。《士兵之父》讲了一个老人的故事，他为寻找受伤的儿子而混上战场，最后，儿子在他面前牺牲，老人跟着部队开赴柏林。罗斯陀茨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主角是一群女人，最后一个都没留下。当然，还有孩子，塔可夫斯基的《伊万的童年》里，家破人亡的小孩出于仇恨而做了侦察兵，结果被德国人抓住，绞死了。老人、女人、孩子――这些脸，甚至不会在悲壮的大阅兵中出现吧。
塔可夫斯基也许是最深刻的反思者，他的伊凡被仇恨扭曲了心灵，连保家卫国的觉悟都没有，倒是把危险的侦察工作当作地狱中的自暴自弃。演伊凡的布尔亚耶夫是塔可夫斯基的“御用”艺人之一，后者早早地就看中他，甚至为了等他长大而推迟《伊》的拍摄。《安德列·鲁博廖夫》中，布尔亚耶夫扮演那位坚毅而隐隐有些暴戾的铸钟少年，据说是影射着彼得大帝乃至罗斯的运命。再后来，他又出现在1983年的《战地浪漫曲》里，而这部片子，恰好有关二战老兵颇有些凄凉的景况。把这三部电影里的布尔亚耶夫放在一起，倒是可以显出些微妙的秩序，有受难的个体，有国家的隐喻，最后，又回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而我对这三部电影的接触是个倒叙的顺序，从中年的布尔亚耶夫回到少年，又回到童年；从日常生活的平淡和酸楚退到宏大叙事，再由宏大叙事退到一个孩子的无辜和无奈。日子是人过的，但人并不总能――甚至是很少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打仗可以有种种理由，但再怎样，流血的、断气的，总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人。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也是足够悲观的电影，而且纤弱。相比之下，《士兵之父》要主旋律得多，一切都简单、正确、还有点适度的煽情，然而，却有文人电影所缺乏的淳朴之气。主演查卡里亚泽是65年莫斯科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看到他风度翩翩地领奖的录像，才意识到那个大胡子罗圈腿的乡下老汉是演出来的！虽然这个形象太正面，而他的遭遇也过于美好，但老农民的狡猾、懵懂、和忠厚实在是被查卡里亚泽把握得丝丝入扣。看他罗圈着腿在火车站一边嘟囔着没有文件一边经不起小站士的怂恿而毅然地、笨拙地蹦上火车去前线，我笑。看他在德国人轰炸时脱下棉袄心痛不已地叫人救火抢救粮食，我笑――到底是没见过打仗的，心疼麦子胜过人命――而他的义举却果然间接导致了小战士的牺牲，我苦笑。不仅老汉本人如此地鲜活而不乏童话般的完美，他的战友们也都如此。新年那夜，师里派来文工团慰问战壕里的战士，他们却都睡得东倒西歪，只有指导员硬撑着爬起来，请音乐家们为大家的梦境伴奏，他还看了从格鲁吉亚来的老汉一眼，加上一句：先来首格鲁吉亚的曲子吧！――直说吧，我很感动。也许，只是因为我愿意被感动，渴望被感动。
我是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的施行者，更不忽视主旋律后面那些被掩饰了的丑恶暗流。然而，在对人对世界彻底绝望的同时，我选择坚信善。再然而，在顽固地守着某种信念的同时，我也不放弃清醒，不回避绝望。
这是我的自相矛盾，我的无可奈何，我的空头支票。

因为崇敬阅兵式上的英雄，我对阅兵的缺席者――比如，士兵的父亲、妻子和孩子――也充满了崇敬和同情；最后，容我来个跳跃，来说一下和平年代的缺席者。
我以前读书的中学前些日子又在搞校庆，妈妈说在电视上看到报道，还说三十年代的校友都冒了出来，却唯独不见老三届。
老三届混得惨啊，以前下放，现在下岗，哪敢回学校――这是妈妈的解释。
再说了，谁请他们啊，连校友录都是按照捐钱多少排名的――我补充。
唉，把一辈子献给什么主义的是我们，最后被一脚踢开的还是我们――妈妈感慨。
谁叫你们自己不好好把握命运啊？
你要知道，在某些环境里，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这已经是最大的好命了！
如果我做校长，就一定要请那些缺席的人回来――我如梦初醒地发誓。
你以为这样人家就会好过吗？你以为你的感动能改变什么？你这难道不是只为自己赢得一点道德上的崇高感？――妈妈大致是这个意思。
她是对的。我无言以对，仅此而已。更何况，校长这样的殊荣，我也只能意淫而已。这篇《缺席者》，写到这里，还不如回头全都抹掉，无言而已。


p.s.其实俺一直想写个关于《Divine Intervention》的东西。（这片子真好看，极力推荐！而且最近俺恶补了中东当代史！）
再其实俺还想写一个关于科幻电影里殖民主义投影的东西。
还有其实俺最近对写影评完全地失去了兴趣和动力。。。
再还有俺要找电影版《使女的故事》看看，听说编剧是Harold Pinter，还听说编得狠烂。Offred把Commander给杀了？！俺对Harold Pinter不太心水，鉴于他在拉什迪事件中和拉什迪一样拙劣的表现，以及乱改《使女的故事》。
俺最心的Joe Orton啊。。。俺们剧院什么时候才能演他的戏呢？俺去年看了Tom Stoppard的Travesties，热爱ing。。。俺还看了Beckett几个戏的电影版。。。（MS很差）